ATRP是高分子科学发展史上首次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发明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本期，这位中国科学家王锦山博士将为大家讲述，他是如何从最初痴迷社会活动的专职干部，到毅然弃政从学，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又是如何从读博之初的心虚忐忑、频出实验事故，一路逆袭，到三年后成为“拿工资”的博士生和项目组组长，最终获得比利时最高等级A+博士学位的精彩历程。

  在美感恩节度假的第二天，好友义松[1]在微信小群里转发了“旦苑晨钟” 创刊号江明院士的“桑榆恰是叙旧时之二 我学术生涯里的领带情结”，并@我说，江老师希望我写点东西。

  很久没写过这样的文字了。与江老师微信后，我断断续续想了一天，写什么呢？明年是我发现“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ATRP）30周年，本来也想写点与ATRP有关的故事，纪念一下。

  粗看起来，列日大学[2]似乎与ATRP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列日大学，我的博士导师Philippe Teyssie教授使我人生发生了根本蜕变，并全副武装了后构思和发现ATRP的大脑和双手；也是在列日，我与江老师初次结缘。

  32年前的1991年的某一天，在Teyssie教授的副手Jerome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江老师，记得那天江老师是应邀前来做“聚合物共混（Polymer Blends）”学术报告的。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能在遥远偏僻的外域小城见到同胞大教授，其兴奋激动之情真的难以言表。尤是刚到Teyssie实验室不久,之前在复旦大学做过博后研究的义松，见到复旦过来的老师，更是激动不已。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江老师的精彩演讲，以及他那特有的、彼时中国学者难得一见的潇洒和自信，至今历历在目。让我和义松再感动一回的是，江老师满足了我们的小心愿，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家（图1，图2）用中国菜招待了老乡江老师[3]。

  图1. 1991年江明老师（站立）来列日大学讲学时，在我的公寓（25，Rue De Fragnee）与于义松博士（中）和我探讨高分子学术问题。93年从复旦来列日大学读博的田东和他的太太王悦就住在离我家不到200米的一所公寓里

  图2. 离开列日12年后，我第一次回比利时列日时，与我的双胞胎儿子在 25，Rue De Fragnee门前的合影

  [1] 于义松，华东理工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我同校同专业77级学兄，几十年的挚友。1987.12–1989.12义松师从复旦于同隐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在Teyssie教授名下读博时，义松是Teyssie的助理研究员（1991–1994）。义松在Tessyie实验室从事的导电共混高分子、双阴离子引发剂、活性阴离子聚合合成热塑性弹性体等研究均做出了世界水平的工作。

  [2] 列日大学 (法文:Université de Liège;英文:University of Liege)，成立于1817年（中国当时是清朝嘉庆二十二年，比利时王国还没成立），位于比利时的第三大城市列日市（法语区），是欧洲最早成立的公立高等学府之一。培养了比利时天体物理学家Pol Swings，197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Albert Claude等杰出人士。Teyssie教授实验室位于列日市中心以南约10公里的Sart-Tilman（萨尔·蒂尔曼）山上校区理学院大楼内（我们当时都称上山），周边是数百公顷的绿地和森林，环境极其优美。我、义松、田东及其他中国留学生经常饭后在山上森林中散步，有时还饶有兴致的扔几块石头，从高高的野树上打下野生梨、苹果吃。

  读过江老师公众号大作，我惊喜发现，在列日这个点上，我和江老师又多了一层缘分。江老师早年在英国Liverpool大学Geoffrey Eastmond教授实验室整整二年，而我在列日Teyssie实验室曾花三周时间手把手教会了Eastmond教授的美女博士生Paula Schofield，用阴离子技术合成她博士课题所需的两性嵌段共聚物样品。后来，Paula把我推荐给她在美国柯达公司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当经理的父亲，Dr. Ed Schofield（图3）。我于97年年初举家搬迁到了柯达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入职柯达。Paula她爸早年也是Liverpool大学博士毕业生，他的博士论文课题还是活性自由基聚合。正是直接和间接的列日之缘，我和Paula、Ed、还有Ed的华人太太都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上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国人振兴中华的热情却无比高涨，很多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国内大干一场。85年初，我硕士毕业留校后，就满怀热情投身到了时任校长陈敏恒教授推行的轰动全国的教育改革中。作为他的青年军，1985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设计和执笔撰写了有关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等改革方案。1986.5–1988.4担任学校团委，1988.5当选团12届中央委员，团上海市委兼学校部部长。继而，我全职在体制内一干就是4年之多。

  时间到了88年底，我觉得团市委机关工作实在太过枯燥，于是决定去国外读博。目标是无需(TOFEL)成绩的欧洲大学，给凡是有名气的教授都发了申请信。89年春，在急切等待中，我无比兴奋的收到了比利时列日大学Teyssie教授的录取通知。后经一番周折，89年5月中旬我终于拿到了比利时签证，并于6月13日乘飞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然后乘车来到毗邻德国Aachen（亚琛）的Liege（列日）。

  到列日大学报道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当初从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的Teyssie教授是一位带点傲气的欧洲绅士，学术上比我想象的厉害的多。在他的实验室，有正式编制的助理教授、副教授5人（列日大学一个实验室就一位正教授），博士生约35人，博士后约15人，还有10多名实验员。研究课题覆盖面特广，横跨高分子领域的化学、物理、工程、材料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方向，实验仪器和设备也特齐全，其规模和学术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上实力超强的实验室之一。

  后来了解到，我能得到Teyssie的青睐，成为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全是因为他当时有一欧共体资助的大课题，与法国最大的化学公司Elf联合从事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开发。有钱，当然需要合适的人。而我寄去的简历上显示硕士做的是阴离子聚合，还有丙烯酸酯基团转移聚合（GTP）的经验。

  说实话，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的简历上显示的自己的学术底子有几斤几两。在华理全职从政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几次GTP小实验；读硕2年半，我痴迷于社会活动，任学校首届研究生会学术部长兼校方组织的、一半多为在校学生参加的巨型社团总会会长，我80%的时间和精力要么在写、贴海报，办讲座，组建各式各样的俱乐部活动，要么到复旦、交大、华师大等校去找研究生会同仁联谊、交流。最后，为了按时完成硕士论文工作，我还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远离上海，来到地处河南洛阳的黎明化工研究院，才能静下心来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关键实验。

  Teyssie教授是个董事长式的学者。第一次与我约谈30分钟，就着重说了二件事：1. 我被分在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项目组。项目组的三个研究方向[4]我可选其一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自己定，不要问他，到时给他个书面的计划就行；2. 我就读博士期间，他大概只能一对一见我三次，这次，大约一年半后，还有就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平时，可以与他书面交流（那时还没电子邮件）。

  [4] 课题一，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络合引发体系；课题二，丙烯酸酯类单体阴离子聚合大分子工程；课题三，络合活性阴离子聚合活性种结构和活性聚合机理。在当时这三个课题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啊，Teyssie教授是这样!不过，后来细想想，也蛮开心，因为我历来就不太喜欢有人管着做事，而且还可选理论研究方向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其实，我升为项目组长后，我和Teyssie还是经常见面一对一谈话，这些都是后话。

  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确定使用变温 (-78oC至+25oC)、多核（7Li，13C， 1H，36Cl）NMR（核磁共振）直接探测阴离子聚合活性种的结构，研究不同活性种之间转换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及它们与活性聚合机理和立体化学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用Teyssie教授的话说，这个方向“作为博士论文课题，是一个相当令人敬畏的挑战（a ra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 indeed for a Ph.D. thesis）”。

  但，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从事NMR的研究，我需要非常频繁地使用变温变核NMR仪器。Teyssie拥有的那台NMR是一位助理教授负责管理和操作。这位助理教授整天叼着雪茄，喝着咖啡，完全是个躺平的比利时德裔“葛优”。听到我详细的研究计划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我告诉你，王先生，我不喜欢工作，更不喜欢为外国人工作。

  可是，NMR和他的帮助对我来说太太重要了，心想必须拿下他。尝试了若干方法，即使请Teyssie出面协调，都未果。山穷水尽之时，我发现他有一特殊爱好，喜欢到世界各地收集矿石，但就缺一种含铁元素的，只在中国有。抓住这个机会，义松来列日时，我托他想方法弄来了二大盒几十块五颜六色的矿石（有那种含铁的）。作为礼物，我送给了这位助理教授，他一改历来严肃和不耐烦的态度，从此与我成了好朋友，后来还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不过，话说回来，刚做实验的几个星期里，一方面由于从大上海从政到小列日求学，心里落差很大；一方面由于业务生疏，自己特心虚忐忑，在同学和同事面前出尽了各种洋相。由于忘了灭掉煤气灯的火头二次，把实验室同一位同事的二条新的的确良裤子烧了几个洞；做环氧乙烷单体纯化时，玻璃反应烧瓶爆炸，快速转动的磁力搅拌子如一样飞射而出，擦着我的脖子皮肉而过......

  中国人有三点很特别，不信邪，肯吃苦，学的快。几年中，几乎所有周末、假期我都非常享受地一人泡在实验室。“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到2个月，我慢慢进入状态，找回了自信和感觉；正式上班后不到5个月，我已用打字机打出了一篇论文，放在Teyssie教授的办公桌上，请他修改[5]；读博的第3个年头，我被任命为丙烯酸酯类活性阴离子聚合项目组组长。项目组共7名成员，有实验员，硕士和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