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由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结合而成。虽然早在1938年国际上就已经出现了分子生物学的概念，但是，这个学科领域的线年代，一般以蛋白质α-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1951年由鲍林（L. Pauling，1901-1994）完成），尤其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1953年由沃森（J. D. Watson，1928- ）、克里克（F. Crick，1916-2004）完成）作为标志。

  在此后的二三十年，分子生物学在西方国家成果迭出，获得巨大发展，不但解决了遗传学的微观机制问题，把生物学带入了分子的时代，还成了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领头羊，大大推动了物理学、化学等传统学科的发展。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应用价值，令农业、制药、医疗等行业发生巨变。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以“人工合成生命”为远期目标的研究。它们以生物大分子为操作对象，也可以说是分子生物学研究。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发展分子生物学的道路与西方的迥异。为什么会如此？如何评价中国的独特道路？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自从摩尔根（T. H. Morgan，1866-1945）把基因定位到染色体（1910年完成）上，尤其是德尔布吕克（M. Delbrück,1906-1981，1935年完成）和薛定谔（E. Schrödinger，1887-1961，1943年完成）论证基因是一种稳定的化学分子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构成染色体的蛋白质和DNA，究竟哪一个才是遗传物质？该遗传物质是何种结构，为什么能够导致遗传和变异？包括德尔布吕克在内的众多科学家一度认为DNA比较简单，难以存储很多信息，而把探索重点放到了蛋白质上。1953年沃森和克拉克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并用其较好解释遗传和变异之后，不同国家的大量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到了研究DNA、RNA、蛋白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来。

  分子遗传学领域：建立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1953年）→提出遗传密码假说（1954年）→提出传递遗传信息的“中心法则”（1958年）→发现蛋白质合成中的遗传调节机制（1961年）→破译全部的64种遗传密码（1961-1963年）→发现逆转录酶和逆转录现象（1970年）→发现限制性内切酶（1970年）→重组DNA技术也即基因工程的问世（1973年）→DNA测序技术的建立（1977年）……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领域：建立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模型（1951年）→人工合成催产素（1953年）→测定胰岛素氨基酸序列（1955年）→测定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晶体结构（1960年）→发现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1961年）→发明多肽和蛋白质的固相合成法（1963年）……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三十多位科学家因为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中国自1958年起即建立了与分子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以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为代表），1963年时又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开始实施试图全面发展该领域的分子生物学十年规划，起步并不算太晚。在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唐有祺、沈善炯、谈家桢、钮经义、王德宝、汪猷、梁植权等从世界著名实验室走出来的优秀科学家的主持下，在短短的数年之内，中国就在蛋白质分子必需基团修饰的定量处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人工合成胰岛素、tRNA的一级和二级结构、琥珀酸脱氢酶研究、木糖异构酶研究、肌肉蛋白研究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起点也不算低。可随着“四清”运动，尤其是紧随其后的“”运动的开展，这个良好的发展势头被打断，所有的相关研究一度都停顿了下来。1967年5月之后，因为一些极其特殊的机缘，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胰岛素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外壳等项目才打着贯彻毛主席最高指示“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的旗帜而得以开展。在持续了十年有余的“”中，虽然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努力，譬如1972年底中国科学院曾召开分子生物学座谈会，对分子生物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又作了一番规划，之后还采取了一些行动，但随着“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开展，这些努力大多被作为“刮理论风”、“复辟回潮”等加以批判并因而夭折。在“文化大”期间一直维续下来，主要还是上述这几个项目。它们和在“”时启动、于“”前夕完成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一起，共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工合成生命”系列研究，是1958-1977年间分子生物学在中国发展的主线。

  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于1966年4月发表全合成论文；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研究于1972年发表2.5埃分辨率的论文，1974年发表1.8埃分辨率的论文；胰岛素的结构和功能关系研究于1972年、1974年、1976年发表了系列论文；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于1983年发表全合成论文。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外壳研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也没有发表什么中间成果。

  这些项目的参与者，原本只有王应睐（1955）、王猷（1955）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来，邹承鲁（1980年）、王德宝（1980）、钮经义（1980）、曹天钦（1980年）、梁栋材（1980）、邢其毅（1980年）、许根俊（1991）、刘新垣（1991）、龚岳亭（1993年）、戚正武（1999）、张友尚（2001年）、常文瑞（2005）、王大成（2005）等人也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时间分别为1982年、1987年）；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2年）。

  这些当然都是重要奖项，只是和诺贝尔奖相比，其声望还是要逊色很多。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的代表钮经义还曾获得过197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提名，可惜的是并未能获奖。坊间一度对此忿忿不平。但诺贝尔奖奖励的主要是原创性工作，而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研究的目标都很明确、基本实验方法也已具备、只是工作量很大，它们属于工程性研究，在探索性、创新性方面并不突出，并未能超出模仿或用已知措施解答难题的阶段，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研究大多有国际竞争对手，但那些竞争对手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人工合成生命”去最终解答“生命起源”这样的哲学问题，而只是着眼于某些科学问题，企图从分子层面去了解生命现象的某些组分和某些过程。换句话说，虽然所做的工作类似，但由于关心的问题不同，国际竞争对手的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而非工程性的，仍位于国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主流之中。

  和其他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一样，中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也是从西方学过来的，沈善炯、邹承鲁更是出自分子生物学的发源地加州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为什么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迥异呢？

  因为跟西方断了联系，中国的生物学家不知道西方同行非常重视分子生物学，不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

  有一点。19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进修、访问的机会极少[1]，把西方的分子生物学家请进来访问、讲学的机会也极少[2]，这当然会影响中国科学家对国际科研动向的了解，影响他们对最新实验技术的掌握。但至少在“”爆发之前，鉴于中国订阅了很多国际科学期刊，进口了众多西方出版的科学书籍，还对这些期刊和书籍进行广泛的影印，中国科学家对于西方的科学进展、研究热点、科研设备，还是有渠道获知的。不但自己知道，他们还写了一些通俗的文章向大众和介绍这些最新进展[3]。譬如，谈家桢就曾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科普文章中说：

  一百年来，从孟德尔遗传特征传递规律和达尔文自然选择规律的发现到现在，生物科学的研究通过实验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运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由于物理学上和化学上研究方法的进展，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分析生命活动的具体过程上面来，已经对这个联系子代与亲代的遗传物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从细胞结构水平上的染色体和它上面所假定的“基因”，发展到化学分子结构——去氧核糖核酸（英文简称DNA，俄文简称ДНК）——的水平上。这个课题牵涉到生物学上的很多学科，像生理学、发生学、细胞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已成为当前生物学理论研究中最尖端的任务[4]。

  1962年的诺贝尔奖医学与生理学奖、化学奖被空前地授予了5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M.Wilkins，1916-2004），肯德鲁（K. J. Cowdery，1917-1997）和佩鲁茨（M. F. Perutz，1914-2002）。这种消息也能令中国科技部门的党政领导认识到分子生物学的活力和价值。在科学家的推动和科技部门党政领导的允许下，1962年12月完稿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年规划”）中包含了专门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内容：

  近二、三十年来，生物学得到飞跃的发展，主要特征是由定性的观察上升为精确定量的分析，由宏观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结构的研究，由研究现象的个别过程扩展到现象的普遍联系。对生命现象的研究逐步深入到细胞内精细结构和物理化学机制，同时对生物高分子的研究也逐渐上升到生命活动过程，这样在接壤处就形成了一新的研究领域——分子生物学。核酸控制蛋白质合成规律的发现，预示着现代科学正面临重大的飞跃。可以预期，生命科学的研究，将对农业、工业和医疗实践中产生巨大的性的影响……实验生物学是生物学发展的主流，必须加速发展，特别是加强分子生物学的研究[5]。

  分子生物学研究还被列为十年规划中的国家重点项目任务——“国重第30项”。虽然清楚相关基础非常薄弱，有经验、有成就的科学家相当少，各分支学科领域力量残缺不齐，而且较新的仪器设备尚付阙如，王应睐、谈家桢等人仍提出了不乏雄心的发展目标：培养数以百计的专门人才（包括派遣一些留学生赴西欧学习），生产和进口一些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试剂，使得中国在蛋白质、酶与核酸等领域的主要方向，五年内都能充分开展研究，七年内做出相当数量的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十年左右接近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6]。

  但可惜的是，由于所需经费并未落实，再加上“四清”、“”等运动的冲击，这个规划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虽然在制订规划后的三四年也购买了一些仪器设备，在上海和北京建设了两个现代化的生物实验中心，还制订了更为细致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基础》任务计划书（草案）（1964年上半年由国家科委生物学组制订），并在生化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生所”）等机构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但那些研究，除人工合成胰岛素外，普遍规模很小。而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与分子生物学有关的知识，并未能进入中小学、大学的教育体系；王应睐等只能通过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或立志从事生物化学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上一点与分子生物学有关的理论和实验课程[7]。

  也有一点。从1950年起，中国就反对“为科学而科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此经常性的批判基础研究，一些科学家业已开展多年、花钱很少的基础研究项目也终止[8]。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否定科学家按学科制订出来的草案，把指导方针明确为“任务带学科”，只重视当下的任务的完成，而不重视有长远价值的对学科的培育，不愿意分散力量去从事基础研究[9]。在周恩来总理听取一些科学家的汇报之后，才增补了第56项任务：“若干重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但由于基础研究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而“四大紧急措施”等其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