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潘懋元、杨振宁、莫言、施一公……20个在人类史册上熠熠生辉的大师，他们拥有怎样的传奇人生？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怎样的启示与力量？

  《走近大先生：20位大家的教育人生精粹》通过分享20位大家的独特生命历程、探索精神以及典范式例证，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为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贡献力量。

  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史上，有无数位潜心治学、用心育人的大先生。他们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教育改革、学科建设、国家发展，见证了新中国教育的崛起；他们以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带出了一支支冲向国际前沿的“梦之队”；他们用择一事、终一生的信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卓越贡献。

  本书系“《中国教育报》四十年文存精选”丛书之一，精选了《中国教育报》创刊40年来的生动人物报道，为读者呈现周有光、潘懋元、杨振宁、莫言、施一公等20位大家的教育人生精粹。品读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有助于我们将职业变为事业，进而变为志业。

  张东，中国教育报融媒体深度中心副主任，深度版、人物版主编，副编审。曾为中国教育报新闻采访中心、环球科教部记者、编辑。在担任该报环球周刊责任编辑期间，专访过芬兰、新西兰、爱尔兰等国教育部部长及多国大学校长。

  刘博智，中国教育报融媒体深度中心编辑、记者，副编审。曾任中国教育报刊社教育舆情内参执行主编，中教传媒智库内容总监。关注领域有教育舆情分析与危机应对、教育数据开发与应用、中小学办学特色、区域教育与学校发展规划等。

  梁丹，中国教育报融媒体深度中心记者、编辑。2019年进入中国教育报，主要从事新闻采写工作，关注领域有中小学科学教育、高中特色办学、拔尖人才贯通培养、高校综合改革等。

  施一公，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有着这样的“传奇”履历——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成为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2月，他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被众多媒体誉为“华人归国科学家的旗帜性人物”，由此引发的“施一公效应”，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

  “恨不得把时间掰开来用。”坐在正对实验室的办公室里，着浅色衬衫、黑色马甲、白色长裤，一身典型学者打扮的施一公，没等打完手机，又不得不拿起办公桌上铃铃作响的座机电话。

  办公室不大。桌上堆着专业书籍、成摞的科研论文，还有一把剃须刀。墙壁白板上画着的分子结构图旁，龙凤胎儿女的照片和两个孩子画的油彩画格外显眼。

  谈起正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年度总结文章及实验室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施一公挺直腰板，身体略微前倾，语速飞快，时而打个手势。谈起放弃美国高薪工作跟随他回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他则神情温和，语调平缓，身体不自觉地靠向椅背。

  然而，无论这位年轻科学家怎样强调不希望别人把他放上“神坛”，不希望被过多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还是于2010年1月6日以《对抗趋势：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为题又一次报道了他：“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显然，这位被赋予了“代表”“信号”“变革”等意义的年轻科学家，其成果与言论已经无法完全代表其个人。

  “三个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膜转运蛋白和离子通道方面引起国际关注，其中两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上，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上。”说起团队去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施一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与自豪。回国两年即取得了“超过在普林斯顿鼎盛时期”的成果，施一公此前绝没有想到。

  “也许，我们这个团队所作的研究，现在在老百姓看来意义并不很大，但是10年后、20年后，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施一公强调，“很多尖端药物的研发都依靠我们这样的基础科研，但基础科研的转化需要时间，绝不能急躁。”

  说到这，施一公忽然想起他忘了吃每日必服的高血压药。“在美国读博打工时累出了高血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药盒说，“这个药就是以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为基础研发出来的。”

  “简单地说，结构生物学就是通过分子结构的测定理解基本生命现象，了解基本生命结构，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施一公说，“它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奠基学科之一。”

  其实，对于生命科学的热爱，施一公很慢热。因此，能在这一科学领域驰骋纵横，学生时代的他没有想到过。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颖过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恢复高考那一年，父亲在地上画xyz，给哥哥姐姐讲解方程式”的情景，施一公至今难忘。1985年，在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别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了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是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仍然在1989年以生物系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系双学士学位的所有课程。在清华期间，喜爱体育锻炼的他，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学校的万米竞走纪录。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又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1995年，施一公获博士学位，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再适应。”这是很多海外学者的共识。

  何况，那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如日中天：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一个基金会也在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仅凭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