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工艺放大生产的考虑，8月，围绕Ginkgo构建的细胞编程和生物安全平台，默沙东以总价高达4.9亿美元与之合作，以期对自身产品管线进行生物制造改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

  作为由MIT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Tom Knight等人创立的Biotech，Ginkgo致力于成为开发细胞编程技术的生物合成领域的横向“平台型”企业。2022年10月，默沙东首次宣布跟Ginkgo的一个生物催化项目。

  在默沙东之前，Ginkgo的发展也可谓一时风头无两。2014年，Ginkgo成功从硅谷Y Combinator孵化，并拿到风险投资。2021年，Ginkgo通过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成功上市。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对175亿美元的IPO市值表示认可。自其乘着资本东风一路高歌猛进，市场对于Ginkgo估值偏高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一些知名机构对其做空。而一系列战略失误，也早已令其大不如前。目前，Ginkgo的市值已下探到30亿美元水准。

  与默沙东的合作会令Ginkgo逆袭吗？对于合成生物学，Ginkgo走过的道路对于本土企业又有何启示？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Ginkgo已不仅仅只是一家以商业化盈利为目的的合成生物学企业，还是美国实现其生物产业由离岸外包转向本土制造的重要一环。

  并购、合作、扩张，即使顶着近几年资本寒风，Ginkgo依旧大刀阔斧的在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垂直领域与各大企业频繁牵手，包括Zymergen、Altar、Circularis、Synlogic、渤健、StrideBio等。

  行业内甚至有人认为，Ginkgo这颗“大树”重新挑起了原本下行的医药经济，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来自资本的质疑。

  Scorpion Capital与前Citron Research创始人Andrew Left都向Ginkgo“左手倒右手”盈利模式提出反对看法，并认为Ginkgo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其估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方推动上市动机不一致而夸大的。

  不靠产品盈利的商业模式，身价却超百亿，“平台型”Ginkgo凭什么？矛盾的背后，是美国政府的身影。

  时间拨回2018年，当时Ginkgo的选择就已耐人寻味——除急速“买买买”兑换合作授权带来的名望收益，Ginkgo还将美国政府视作另一条“大腿”。

  彼时，该企业作为美国政府唯一且主要承包商的合成生物学公司，参与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计划，通过设计软件工具、基于序列函数，改善现有企业DNA合成筛选能力，以识别、预防生物威胁。此外，Ginkgo还被提名为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盟成员，开发可感知和降解各种化学和生物威胁的酶。

  去年9月，美国政府签署“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后，即任命Ginkgo业务发展副总裁为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H）首位主任。今年7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还与Ginkgo签订了价值1800万美元的合同，以研究复杂治疗性蛋白质的生产，主要目的是为帮助支持美国未来的医药供应链。

  随着地域市场的摩擦加剧，完整的医药生态链对产业至关重要。如今的Ginkgo，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完善医药产业链的缩影。

  McKinsey曾预计，2025年，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经济影响将达到1000亿美元，而十年之后，数字规模将会更加壮观——合成生物学每年可以产生约2-4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影响。行业也似乎都在为经济增长拐点悄然到来做准备。

  但与预期颇有出入，合成生物投资似乎正在“降温”——SynBioBeta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回看2022年，合成生物学领域企业风险投资总额腰斩，全年融资为103亿美元。

  走在全球医药前沿的美国市场首当其冲。从案例来看，海外合成生物企业技术虽强，也不一定能站稳脚跟。除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后被Ginkgo收购的大型企业Zymergen，就连该领域内一度引领产业风潮的老牌合成生物企业Amyris，在拆分出售部分业务后，也不得不走向终点。

  也在8月，Amyris宣布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递交给特拉华州破产法院的文件中，Amyris列出的估计资产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负债在1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观其财报，Amyris财务早就苦不堪言。2022年，Amyris全年营收2.7亿美元，同比2021年的3.4亿下滑了21%。2023年第一季度，Amyris营收5608.3万美元，同比下滑了2.8%，该季度的亏损达到了创纪录的2.02亿美元。

  尽管如此，合成生物学在一些细分地域市场仍旧保持活跃，例如中国。据华安证券数据统计，2022年国内有超过50家合成生物公司宣布完成融资。

  纵观其中案例，华熙生物通过合成生物学的创新力，现已在功能糖、蛋白质、核苷酸和天然活性物等方面开展深度研究。2021年，华东医药还制定了工业微生物板块的战略规划，合成生物学，就是其发展依托的核心技术之一。还有更多企业“逆向”加速布局，包括安琪酵母、梅花生物、金城医药等。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陶勇给出的答案，是继续发挥我国独具优势的“成果转化”。他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虽然在底层的基因测序、合成和编辑工具层面，与国外相比，国内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后端工艺放大、发酵量产层面，中国有着绝对优势。

  另外，在已经走过资本热且存活下来的企业身上可以总结到，创新技术是关键。解决并突破“卡脖子”技术，是中国合成企业必走的一条路。在此之前，企业应该持续做好产品与商业落地，稳扎稳打，才能让本土合成生物踩着真正的“风口”，进入产业爆发期。

  Ginkgo选择重仓生物安全。虽然生物安全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业务，但由于该业务的强势增长，Ginkgo还是调整了其年度展望，预计2023年生物安全总营收至少为2.1亿美元。

  3月，一篇发表在Frontiersi的文章，就采用共生分析和知识图谱等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地回顾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详细来说，合成生物学因其潜在的巨大潜力而改变了医药市场“游戏”规则。但作为典型的两用性研究领域，合成生物学还涉及到人工合成的生物体、牵涉的伦理问题、环境与健康等问题，并伴随一系列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

  因此，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如何释放合成生物学的正性潜能，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行业内，更是将生物安全视为底层逻辑，以政策、技术角度不断完善合成生物学构建。

  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愈加重视科技安全及生物安全，尤其重视科技伦理治理之于科技活动监管的重要性，就合成生物学医药细分领域相关活动而言，属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的范畴，相应地，合成生物学相关活动需要遵循生物安全相关监管要求、伦理监管要求等。

  去年就已发表一篇名为《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安全治理》文章认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主要观点倾向于新技术是可控的，其扩散是可预计的。从技术层面来看，可通过物理措施和生物遏制等手段，阻止人工改造生命体在非可控条件下的复制和增殖、遗传信息的转移和非控制性进化及环境适应。

  此外，科学家们正在尝试设计一些监控系统以应对生物安全问题。例如减少脱靶效应、提高基因编辑准确性是实现基因编辑在临床进一步应用的关键，开发高效、准确的脱靶检测方法则是有效跟踪CRISPR/Cas临床应用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制度体系逐渐完善，美国、欧洲等技术前沿也越来越重视监管科学，各项法规相继出台，生物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中还提到，将对生物安全标准化问题予以支持，以促进合成生物学的蓬勃发展。

  5. 马丽丽，欧亚昆，任怡佳等.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安全风险及其管理对策研究[J].科学与社会i.10-1009/g3.2022.03.015.